20世纪的民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早期民主主义者的担忧，去殖民地化运动和冷战结束带来的两波民主化浪潮都伴随着族群冲突的大爆发，反向地论证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对民主制度顺利运行的重要性。如果共同体内部的异质性过高，民主的结果就很容易出现压迫或者对抗。纵观20世纪的历史过程，种族冲突造成了7000多万人口的死亡，远远超过此前几个世纪。即便在实际的暴政并未发生的情况下，实行普选制的多民族国家也可能长期面对内部的族群抗争，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长期面对向少数族裔不断放权的压力，权力的大幅下放甚至突破了主权在形式上的最低要求，相当于在政治层面缓慢地裂解着多民族共同体。 

　　(二) 民族国家与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行 

　　四、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 

　　三、一体化的隐性条件:福利国家与去市场化 

　　究其原因，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是该地区与国内外出口商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一体化的“馈赠”或“恩惠”。对欧洲市场的依赖反映了这些地区在控制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做出的长期努力。对一线的生产者而言，控制成本和提高质量都不太可能是没有代价的，相关措施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加班时间、更强的劳动密度或者更少的劳动保护。由此可见，欧洲市场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政治融合的条件，相反，欧洲创造单一市场的实验有可能增加局部的社会代价。市场竞争的加剧带来了很多好处，同时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由于单一欧洲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将统一的欧洲市场从国内政治社会机制中剥离，因此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成员国政府也无法为受影响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各国政府对市场机制无能为力，欧盟的决策又常常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相违背，其结果就是疑欧主义大行其道。